2013:理想、梦想与幸福
发布时间: 2013-01-03 文章来源: 中国科学报

理想三重奏

■本报记者 洪蔚
 
回首2012年,最让人郁闷的新闻,当属“你幸福吗?”被列为年度最荒诞提问。哲学史家杜兰特说:“信仰不再,希望不再。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症状。”
 
精神枯竭的年代
 
最近几年,有一个流行说法:“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个说法,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幸福”会成为一个荒诞的提问。同时在这句流行话语中,由于象征财富的“宝马”的出现,使它似乎很具有说服力,似乎有了某种追求社会进步的含义。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徐岱在为一家民营书店作讲座时,勇敢而敏锐地直面了“不幸”的根源,他说:“平庸使我们远离幸福。”出乎徐岱本人预料的是,这个在一家小书店中的演讲,很快就被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很多媒体瞩目。
 
不久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徐岱将近些年关于财富的讨论推向终极:“身处物质生产力水平高速提升、社会财富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永无休止地‘创造财富’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终极目标吗?”
 
相反,杜兰特继续写道:“让我们悲观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战争,更无关乎近些年来的经济衰退。不是我们的房子空了,也不是我们的国库空了,空了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已经迈入了精神枯竭和绝望的年代。”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经表示,事实上,工业社会自始至终,其目标的明确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即更多、更快地“创造财富”,而“要实现无视不平等现象的经济增长计划,道德的冷漠就必不可少”。
 
在道德冷漠中,为了填补心灵的空缺,加上网络文化与消费文化提供的便利,这个时代打造出两种被异化的人格“社交人”与“游戏人”。
 
对此,徐岱分析认为,人只有学会承受孤独、经历它的洗礼,个体才能彻底摆脱以“友谊”的幌子于暗中进行的利益交换,真正拥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目前,历史舞台的中心,被社交人与游戏人占据着,文化潮流被社交人与游戏人引领着,然而,他们却无法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成为人性典范的根本,于是人类被彻彻底底地“平庸化”了。
 
平凡的“当代英雄”
 
在徐岱看来,平庸人的病根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也没有幸福可言,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波逐流,这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危险的事。“他们对社会的危害,甚至超过暴君。”
 
正是大量守不住道德、理想的底线,随波逐流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庸人,构成了为暴君推波助澜的强大力量。徐岱称之为“平庸之恶”。
 
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看,“中国是盛产庸人的大国,这是传统的价值观导致的。”徐岱表示。
 
很多精通汉学的国外学者,都试图对中国人的价值观进行概括,其中鲁迅的好友日本学者内山完造的总结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总结起来不外乎三个字:福寿禄。
 
从这三个字中,除了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看不到一点理想的含义。很多人在积极向上的华丽幌子下,追求的不过是福寿禄这种个人利益的现实。
 
然而,当“你幸福吗?”成为荒诞话题的时候,另一些人则用他们平凡的生命,书写着平凡而真诚的理想。
 
很多人在评价徐岱时,认为他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般的朴素情怀。“平凡不等于平庸”,在采访中,徐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相反,“我并不反对人的世俗性,从几千年的文化走向上看,以世俗性替代神圣性,是整个世界的基本脉络”。
 
2011年,复旦大学讲师于娟―― 一位平凡的女性,走完她33岁的短暂人生,并用她33岁平凡的生命,书写了真诚而平凡的理想。在生命的尽头,她留下了《此生未完成》一书,书中写道:“既然为人就要以人的样子活在人世”,“只有一天天的过,才是一年年,才是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凡人”,因其所具有的勇气,被理想破灭、幸福远去的世界,奉为“当代英雄”。
 
以于娟为例,徐岱分析了幸福生活的本质:它表现为脚踏实地地付出与收获的平常心。其中包含两个基本内涵: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的同情心;拥有作为独立个体者的责任感。“正是这两个品质,构成了注重日常人伦和基本人格的‘普通人’,与缺乏起码做人诚意、只在意‘面子文化’和‘自我利益’的‘平庸者’的本质区别。”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如果每个人都想成为比尔・盖茨,注定这会是一个悲伤的社会,其竞争之激烈必定是残酷的,甚至是非人性的。对于幸福,佛教文化倡导“普通观”,西方文化也推崇“简单生活”。《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就曾以它的普通与简单,感动了世界。
 
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小书店经营者弗兰克・德尔的真实故事,40多年来,他为每位爱书人奉献了自己的渊博学识和殷勤服务,当找到一本顾客需要的书时,他脸上洋溢的不仅仅是高兴,更是一种满足和幸福。弗兰克・德尔从没有将书店做大的野心与宏伟愿望,只希望将书店――这个人类理想的会聚地经营下去。
 
这个普通人的故事,使记者想起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述的马白夫老人,一个忘我的植物学家和珍本图书的收藏者,晚年这位善良温和却不善社交的老人,在贫困潦倒中艰难度日。在1832年6月的一天,80多岁高龄的马白夫公公,被迫卖掉了最后一本藏书,饿着肚子、神情恍惚地加入了巴黎起义的队伍。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尼布尔曾写下一本题为《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尽管这本书由于写作年代久远,书中的一些观点已经过时,然而,很多学者表示尼布尔提出的基本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有着极强的现实性。
 
在书中尼布尔提出,由于人类天性有着向善的愿望,通过自身修养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相对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更加容易,而恰恰是社会的不公正,使一些人被迫走向不道德。在这个背景下,作者指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道德的人在这不道德的社会中能否生存下去,成了我们当代面临的最大问题。
 
2010年,温家宝总理表达了一个让人感动的美好愿望:“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一些人表示,在目前这个歌颂财富之声淹没了其他价值观的年代,重建理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让弗兰克・德尔和马白夫这样许许多多平凡而有着朴素理想的人,在这个世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种希望,也是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
 
很多学者一致表示,目前最迫切的事,是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系。
 
《中国科学报》 (2013-01-01 第26版 思想周刊)
 
完美至善的幸福是一种理想
 
■本报记者 洪蔚
 
幸福的内涵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温海明看来,完美至善的幸福是一种理想。
 
《中国科学报》:幸福的内涵是什么,很多人说幸福和快乐不同,差别在哪里?
 
温海明:幸福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正的幸福,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并得以实现,由之而来的心灵满足感,这是就“福”而言。
 
从另一个角度说,“福”与“祸”相对,幸福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免于灾难、伤害、恐惧、匮乏的幸福,是幸运地避开人世间捉摸不定的吉凶祸福,由之而来的幸运感的状态,这是就“幸”而言。
 
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就不难区分幸福和快乐:快乐是一种较明确的感受,一种直白的心理体验,有较强的主观性;而幸福更多地是相对于“免于不幸”的幸运状态的理解和体会,也就更加客观。要保持幸福,就要经常有快乐之感,学会常常体验到快乐,甚至苦中作乐,都是通往幸福的正途。
 
《中国科学报》:人为什么会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依然感到不幸福?
 
温海明:人们在生存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的比较和参照可能会发现,自己虽然不再忍饥挨饿,但依然难以免于灾难、伤害、恐惧,就还会觉得非常不幸,更不要说去追求正向的幸福了。
 
因此,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单纯靠解决温饱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民生之外的其他方面做很多工作,让人民真正感到安全、稳定、有保障,才能时时体验到快乐,才能不断提高幸福感。
 
《中国科学报》:通往幸福的基本途径有哪些,需要有什么样的保障?
 
温海明:通往幸福的基本途径,还是可以从幸福的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要让人们生存权利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免于被伤害、免于被威胁、免于遭受无端灾难。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去追求正面的快乐和成功,收获信任与关爱,从而共同发展正面的幸福感,否则只有相对于不幸之人的免于不幸的幸运感。
 
这种追求正面幸福的方法,古往今来哲人们讨论很多,修德行善的努力也是通往幸福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德行,一方面帮助周围的人们,在帮助他人过得更加幸福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幸福感。
 
完美纯粹至善的状态是幸福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至高的善是以对他人有利无害的客观状态为条件的,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想,所以真正的幸福不存在于梦想中,而是在人群中、在社会中实现的。
 
纯粹至善的状态的幸福,虽然有较大的理想化色彩,但这种理想有助于激发人们,献身于促进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去。
 
《中国科学报》 (2013-01-01 第26版 思想周刊)
 
公平与自由孕育梦想
 
■本报记者 王剑
 
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看来,只有在一个公平、公正、自由,人人尊重他人权利的社会里,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科学报》:不少人认为,社会现状是:资源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机会匮乏,上升渠道狭窄。如何使普通人获得更多的机会?
 
卢风: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在经济建设、基础建设、工业化和都市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人的现代化”方面还严重滞后。这体现在许多人缺乏“敬重法则”的精神和尊重他人权利的习惯。
 
现代社会应该是讲公平、重契约的社会,但我们尚未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宗派力量、裙带关系、“江湖主义”在现实中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也严重滞后,权力得不到法制化的监督。
 
“拼爹现象”的盛行说明“身份”在我们这个社会仍在发挥它在前现代社会才有的作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权力又得不到法制化的监督,权钱交易难以遏制。巨额金钱极易转化为权力,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影响社会效率。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切实推行权力制衡制度,才能形成公平的竞争机制,改善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公民道德培养是根本。正义德行体现为对他人权利的习惯性尊重和对公平法律、法规的自觉遵从。没有足够比例的具有正义德行的公民,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社会。
 
《中国科学报》:要想实现中国梦以及普通人的梦想,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卢风:我们现在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分配不公、社会腐败的挑战;二是生态危机的挑战。
 
如果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人能唤醒自己的良知,培养自己的正义德行,我们就能应对第一个挑战,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自由的社会,即财富分配合理、权力得到法制化监督、人人尊重他人权利的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是应对第二个挑战的根本战略,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战略。
 
成功应对了这两大挑战,我们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普通人也能拥有实现个人梦想的空间。
 
《中国科学报》 (2013-01-01 第26版 思想周刊)
 
 
实现梦想要注重源头建设
 
■本报记者 郭勉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认为,要想实现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必须从最根本的建设入手。就像治理一条河,要从源头开始。
 
《中国科学报》:这段时间,人们都在热议“中国梦”。您认为个人的梦想与中国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章启群: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觉悟的中国人的梦想。一个有志向、有觉悟的中国人,不能没有民族和国家关怀。实现个人理想可以与实现“中国梦”统一起来,但也不能绝对化,要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
 
《中国科学报》:民族要想实现复兴的梦想,需要怎样做?
 
章启群:要从最根本的建设入手。就像治理一条河,要从源头开始。
 
近代中国人的强国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器物阶段,就是“洋务运动”。第二个阶段,是政治体制建设,搞“戊戌变法”。因此,觉悟的人们这才进入第三阶段,进行思想和文化建设,搞“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新气象。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发展经济,也是在器物层面,是第一阶段。现在人们所热议的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实际上还是在第二个层面,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不能解决根本。
 
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文化建设,以及彻底的教育改革。中国人自身的思想、文化特性丧失了,中华民族也就消失了。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剧。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当前的中国是否给个人实现梦想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章启群: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无疑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大。但是,现实总是有缺陷的。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中国科学报》: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章启群:首先需要具备公民意识,然而缺少公民意识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误之一。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而且每个人的能力也不同。人们应该扬长避短,尽其所能,就算是成功人士。但是,一个没有基本道德的人,谈论其成功与否,则毫无意义。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社会将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章启群:社会总是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的理性所决定的。任何不能意识到历史理性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地位,都会被社会淘汰,成为历史的笑料。
 
《中国科学报》 (2013-01-01 第26版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