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大学管理:行政模式是歧路 从“心”开始
发布时间: 2012-01-31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储朝晖 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著有《中国教育再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教育改革行知录》、《中国幼儿教育忧思与行动》、《多维视野中的生活教育》、《陶行知画传》和《为生活而教育》(译)等。

图为哈佛大学校园。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北大曾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

在历史上,中国大学的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上)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中)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下)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钱学森之问已众所周知,但是大学为什么还是培养不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杰出人才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这对不少人来说是个谜,其中包括各级教育管理与决策者。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条歧路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先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再学习欧洲的办学理念,后来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中国大学在1917年之后,逐渐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从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国大学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管理以“前苏联”为模仿对象,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源头应回溯到孙中山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并形成了“党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适、陶行知等人的批评。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反对“党化教育”,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模式。但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1952年,中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逐渐形成了偏重理工学科、轻视人文学科,偏重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工具功能,轻视大学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出了中国大学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随后,很多学校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来,大学的行政化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将大学定位为官僚机构或工厂,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培养出学术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学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学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个个掌权、掌钱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时候,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大学曾经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内地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学制度的行政化与大学内在价值的丢失。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大学本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来,有些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问题,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就业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关注这一方面,未能在内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大学人,未免太过片面和狭窄,也太浪费青春。大学太过行政化,会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学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发展要遵从其自身的内在生成规律。
 
中国大学发展现状,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四种迹象严重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第一,高等教育顶端外移,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世界尖端大学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万多名中学生选择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第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杰出教师并不多见。第三,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第四,评价方式单一,高校之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现在学生入学仅凭高考分数,很难做到教学适宜,应该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建立双向选择关系。
 
从内部发展来看,大学存在着五大突出问题:第一,真伪难辨。真研究还是假研究?真学历还是假学历?类似问题层出不穷,大学公信力下降。第二,钱权横行。大学里,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处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学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难拿到经费。第三,虚实不分。有的教师认真教学、专心科研,有的教师头顶各种名誉招摇,哪种教师对大学的发展有实质贡献值得我们深思。第四,批判无力。有一次,我参加研究生开题会,一位老师给学生论文提出一些意见,学生就非常激动地认为,这位老师对他有意见。现在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那么在老师之间还能互相批评吗?老师还能批评校领导吗?在这种的风气之下,学术研究怎么能进步?第五,闭门自慰。关起门来看自己的学校年年有进步,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横向和纵向比较。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做校史工作,这样会有利于各个学校以史为鉴,认清现状。
 
近十年来,内地大学发展有量的增长,但未能实现质的提升。从1995至2005年间,我国28所高校与美国大学联盟SCI论文指标比较可以说明,而这段时间大学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在扩招前,大城市与农村学生生源的比例约为3:1,而扩招后达到了5:1。大学的发展仍在粗放式地扩张规模,尚未走上内涵式自主发展之路;大学的发展仍然依据行政和商业规则运行,学术逻辑依然被边缘化。
 
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开马车赶火车”的文章,形象地指出了大学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降、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缓慢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上丢心失魂,另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杂乱无章。总之,大学的发展亟须弘扬大学精神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要遵从大学的逻辑来办大学、管理大学。
 
“士志于道”:中国大学精神的千年根基
 
“士志于道”,是中国大学精神万变中的不变;自主与他主,是中国大学精神兴衰、显隐的主要根源;明道、变道、弘道,是中国大学精神发展的走向。
 
在中国历代大学中,“士”是个关键概念。“士志于道”即“士”追求“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多样性的“士”,通过“士各有志”的多样性的“志”共同指向外在一致而内在多样性的“道”。这便是我国古代大学精神的基本原理,它对现实大学的发展启示太深刻了。
 
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学校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的大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但深入研究会发现,各个大学精神都具有一定的共性,都与当时所处时代的救亡图存密切相关,带有“明道救世”的特征,具有对世事批判和审视的视角、尊道抑势的心态。
 
中国大学的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精神的起源,也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起源。《大学》开篇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大学精神自身发展的道路也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士志于道”,是中国大学精神万变中的不变;自主与他主,是中国大学精神兴衰、显隐的主要根源;明道、变道、弘道(以行为承载道),是中国大学精神发展的走向。
 
简言之,“士”是中国大学精神千年主体,“德治”是中国大学精神久远根基,“做人”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首要论题,“合一”是中国大学精神的结构特征。中国大学精神即是“士志于道”的精神,或者说是“士”的精神,是“德治”的精神,是“做人”的精神,是“和合”的精神。
 
近代中国大学中西融合,主要具有学人自主、民主科学为核心和全面深刻等三大特征。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学逐渐吸收西方的精神,但这个过程是自主的。而在1950年之后,大学的调整、改革经常受到外在的影响,是不自主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发展是全面与国际主流融合的,现在的情况仍然不能达到当时的融合程度。
 
开放是符合大学逻辑的选择
 
学术始终是大学千年不变的立身之本,开放是大学学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适宜的路径。
 
开放是大学本原的特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书院,还是西方的波隆亚,都在生源、教师来源、学派关系、思想表达等方面呈现出开放的特征。大学因其开放性,历来就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组织形式和组成部分,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大学的开放程度。
 
大学的开放性是由大学的社会职能决定的,培养高级人才和探究高深学问不可能在一个局促的环境里成就,唯有精神意识开放,才能在讨论、批判过程中促成知识增量的产生,才能培养人的问题意识和开放的思路。学术始终是大学千年不变的立身之本,开放是大学学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适宜的路径。
 
开放还是大学能成其大的缘由。现实中客观上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域限,然而,这种域限是时代发展和人类的认识能力不足造成的,而非主观设定的,大学开放即是立意于能容乃大,而尽力拆除有碍大学发展的行为和思想围栏的过程。
 
开放也是大学的生存机制,是大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一方面,大学发展存在多维的空间,需要以学人独立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去探究、选择,寻找到适合自身条件和目标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开放是大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免疫系统,它的存在和运行足以消解大学中各种危害学术的观念、制度、行为方式及其他妨碍本真、健康的学术增量产生的因素。只能依靠更大程度的开放,才能让伪知识、伪学问以及有违学术规范的行为原形毕露。
 
大学开放就是营造并维护大学的原生态。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大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代表着大学发展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
 
封闭则是中国大学积弱的主因,中国大学在生源、师资、课程、管理等核心层面均未深层融入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大学要立足本土,发挥优势,但一定要融入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管理体制官僚化必然导致封闭。封闭的后果是:大学成为行政科层的附属品和复制品、学人权力边缘化以及办学过程“学店化”。
 
中国大学在人类大学中的生态状况必须通过开放才能改变,“自我举起”式的改革不可能改变中国大学的生态状况。只有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中,才能实现同世界范围内优秀大学有效交流、对话和沟通,可以直接体验到的,竞争是通向人类大学生态顶端的现实路径。
 
大学开放是多层级的开放,生源开放是起点,考察指标是外地学生的比例。师资开放是关键,考察指标是学校是否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师;双向、平等、全面开放是目标,现在很多学校是不平等的开放;价值开放是最高境界,学术自由是保障;开放的微观体现是人际的包容,当你身边有一个人在创新或与您意见相左时,你是支持、容忍还是厌烦、打压,这是检验一所学校是否具有开放性的微观标示。
 
开放并非必然或自然导致大学发展。若以因循、被动、他主的态度迎合开放,中国大学可能会江河日下;若以求新、自觉、主动、自主的态度迎接开放,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获得提升。有些大学领导说,教育部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这就是典型的因循。开放环境中的竞争是促使一所大学不敢松懈,积极进取的巨大动力。开放意味着大学而有更多的公平、效率与健康。
 
进一步开放是提高大学质量的关键,大学质量不可能完全靠被动地接受评估而提高,不可能靠物质金钱堆砌,不可能靠较高的行政级别抬高,必须靠师生自觉感知社会发展需要,遵循大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开放和自主发展才是办好学校的必要条件。
 
开放大学的精神和理念
 
从“心”开放,是获得真实有效发展的根基,是解决当前大学发展中遇到的众多突出问题的一种有效选择。
 
从“心”开放,是大学开放“先立乎其大”的选择。“心”是指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大学精神与理念的开放是决定大学开放的首因。大学的本质特征决定着大学的开放必须从内部开始,必须首先实现大学精神、理念和思想的开放。
 
从“心”开放就是依据大学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从大学内部发出的一种理性、真诚和诚挚的诉求;是一种自觉、自主和自为的开放;是“主体在场”而非“心不在焉”。只有保证这样的诉求不失真地发挥作用,才能引导大学健康、协调和稳步前行。
 
从“心”开始才能使开放成为大学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特性。评价大学是否开放主要看它的思想、精神和理念是否开放,再看它的其他方面是否同样显示出开放的特征,不能因为它具有某些形而下的开放特征就判定它是开放的。
 
从“心”开放,是获得真实有效发展的根基,是解决当前大学发展中遇到的众多突出问题的一种有效选择。如何将大学办出特色,如何全面提高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培养出更多、更杰出的人才,如何解决资金、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在思想、精神和观念上进一步开放。先准确定位大学,依照大学的逻辑,把这些问题放在大学发展之中逐一解决。
 
从“心”开放,是中国大学的战略选择,包容、融合世界上一切优秀教育文化和大学发展模式是再造和创新未来大学发展的基础。中国大学应有长远眼光、宽广心胸和远大志向。进一步国际化是中国大学发展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惟有在真诚参与中,才能提高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中国大学从“心”开始,进行开放的时机与机遇已经到来。抓住当前的机遇,实现从“心”开始的大学,开放是中国大学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了世界各国大学的外在、过程、制度和结果,而对属于大学内核的内在精神、宗旨、原则和理念或关注不多,或忽略,或避而不谈,或有意排斥,没有沉下心来打造中国大学独特的精神视野和路径,没有因时因地制宜、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由于精神理念没有完全开放,使大学在设置和运行方面手足受束。没有进入原生状态,一直没有完整地展现出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大学精神与理念的开放,不是一个简单的形态开放,而是向着大学本原的目标,遵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于人类大学文化的积淀,超脱于权势和利益,由学人自主地沿着大学发展的轨迹向前迈进。
 
育人、学术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一切办学措施在于保障和增强大学的育人与学术整体能力。学术、育人若不能成为大学的目的就必然成为大学的手段。
 
大学开放是由实然大学向应然大学之路的开放,是向大学学人责任与权力的开放。大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专业性社团组织,必须建立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每个学人都应勇于发起和接受挑战。每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在真理面前都是天真的而非老成的,是虔诚的而非虚伪的。
 
大学精神理念的开放,集中体现在社会和政府对大学师生在追求真理、增值知识、成就人才上的充分信任。社会和政府应该相信学人能够通过研究共同体内在的准则处理好内部以及学人与社会其他组成的关系,使学人们能够自主地追求大学的核心价值,不用大学的外在价值束缚学人对大学的核心价值的自主追求。
 
学人的精神是独立的,应立足于独立思考,而不是成为物质和世俗权势的奴仆,更无须对社会采取追赶、逢迎和讨好的态度。为此,大学管理中要多些自主权,少些行政命令;多些民主评议,少些“一长制”。
 
大学学人要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一些学校总是把仅到过学校一两次的领导人的照片放在前面,而无视长期工作、生活在校园的师生。大学开放要使大学学人不再仅仅是打工者,尤其不应成为“搬运工”,而应成为以中西文化为基础的独立思想者,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创者。
 
大学精神理念和思想开放不是追求无政府,而是要寻求更有效率、更符合大学特征的、更为严谨的管理,主要依据学术逻辑而非行政逻辑或商业逻辑对大学进行管理。学术的真实权力应掌握在实实在在做研究且在某一领域走在前沿的人手中。开放在于使学术规范畅行无阻,承认学术规范是天下的公器,不可私用,也不可为一部分人所用,每位学人都有同等的使用权力。
 
“彼且为大学,与之为大学”
 
每一个大学学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麻木还是清醒?选择自主还是他主?选择闭锁还是开放?选择为学还是为官?选择求真、求善还是趋伪、附恶?选择独立思考还是一味服从?
 
“彼且为大学,与之为大学”的意思是,将大学作为大学,不能作为政府机关或商业机构来管理,要遵从大学的逻辑,采用大学的模式管理。
 
一般地,大学管理依据可以有三点:一是从学生天性出发,依据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制定教学计划,提供管理服务。现在很多老师上课采用把课程内容备好告诉学生的方式,而非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定期和学生谈话,发现学生的特长,分别指导。二是从政府文件出发,通过行政指令、领导要求的方式,制定教学计划,师生按要求活动。这种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点,但往往违背师生天性,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三是从社会需求出发,根据学校定位,形成办学理念,制定教学计划,师生按计划活动。
 
比较科学的大学管理应该将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作为第一依据、社会需求作为第二依据,依照专业社团的方式进行管理,依据法律和大学的特性和内在逻辑管理大学。只有每一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人力资源才能增强,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现代大学应该依据人的成长和知识增值的逻辑管理,即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依据法律保障,授权与问责相结合,决策与执行相分离,使大学学人有责有权;依法民主管理学校。
 
要明晰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由大学来办大学,教育家办大学。政府并不一定能办好大学。应对现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很难得到政府行政部门尊重的部分作修改。建立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普通教授主导的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术评价、人才引进和评价、招生、财经分配,健全的学生自治组织。只有在学术最前沿的人,才知道学术资源如何分配最为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学术主导。现在高校在引进人才的时候一定要考核学历,因为没有同行能客观地评价他的学术能力,如果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近期目标是:第一,打破计划体制,实现学校平等竞争(打破招生分批次,校长论级别,资源分配论关系的局面)。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评办分离,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保障学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完善校内的民主管理。第四,明确学校章程(条例),各校依章办学。大学自身面对改革宁可快半拍,不要慢半拍。首先制定章程,练好内功。把学校建成知识分子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真正落实服务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策略。
 
每一个大学学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麻木还是清醒?选择自主还是他主?选择闭锁还是开放?选择为学还是为官?选择求真、求善还是趋伪、附恶?选择独立思考还是一味服从?建议大家独立思考而不一概接受,求真拒伪,趋善而远名利,务实而戒浮躁,创新而不简单重复。以此与大家共勉。(原题为:《大学管理从“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