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背后
发布时间: 2017-08-07 文章来源: 《民主与科学》

  

 

 2017年8月7日《光明日报》报道,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将向用人主体放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作为今年工作要点之一。

    20171月8日,新华社北京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的发布迅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职称制度改革的广泛热议。今日再次翻看2015年的旧文,从深化职称改革的意见来看,对高校职称改革依然具有阅读价值。特此分享

  

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背后

——从广东高校可“自评职称”谈起

  


 

  

  

201586日《羊城晚报》报道,广东省在全国首次提出向高校下放职称评审等多项管理权限。经媒体报道后,广东高校可“自评职称”一事,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201584,广东省人社厅召开了“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和征求部分高校负责人和专家教授代表对《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实施意见》的意见建议。这意味着,广东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下放到学校,学校“自评职称”将成为现实。事实上,在20143月,浙江省教育厅、人社厅联合颁发《关于深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浙江省各高校从2014年起,全面开展教师各级职务自主评聘工作,政府部门不再统一组织评审,不再统一颁发资格证书,由各高校自定标准、自主评聘、自主发证。20155月,山东省人社厅、教育厅联合发文规定,政府部门不再组织评审和审批民办高校教师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不再颁发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将其完全放给民办高校自己制定标准,自己评审聘用。自此,我国开启了高校“自评职称”的新时期。

 

 

                                                                

19991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依据高等教育法,职称评审等都属于办学自主权的范畴。但是,高等教育法实施10余年来,包括职称评审等办学自主权,不同程度受到政府部门的钳制而难以落实。近年来,一些地方在人才引进、培养制度改革等方面已有大幅突破,但在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方面却破冰艰难,特别是职称评审制度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和人才“解不开的结”。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推进政事分开,继续简政放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201558日,教育部官网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提出,“按照国家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深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高校自主评聘、政府宏观管理监督的新机制。”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向高校下放职称评审权,正是落实十八大精神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既实现了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又归还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一、困境突围: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动因

职称评审初衷变异化。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初衷是,尽最大努力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积极性,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进而推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已逐步暴露出种种弊端,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背离了职称评审制度的初衷。

职称评审主体行政化。职称是高校教师水平和能力的等级称号。职称评审制度对发展和稳定教师队伍,调动教师积极性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职称评审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主导职称评审并直接参与具体评审事务,导致评审结果行政化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尽可能地强化量化评审标准,甚至出现职称与官位而非学术水平、与科研成果而非教学水平匹配的怪象。

职称评审结果低质化。有人直言,曾经为世人所尊敬的教授、副教授,今天似乎不再为人们所尊崇。一些学术底蕴浅薄、学术水平低下、学术思想缺乏,甚至连本专业的基本理论都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人,居然也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副教授乃至教授的桂冠。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高校已经不是个例,一些低水平的人何以摘取高级职称桂冠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要命的是职称评审简单化。

职称评审标准简单化。职称评审简单化主要表现为,以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与发表数量为依据,来确定一个人是否符合副教授或教授的资格。审查论文的质量简单化为审查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审查论文的数量简单化为只看发表在高校所规定级别的刊物上的发文数量。[1]这种简单量化的职称评审做法虽然便于操作,却为不学无术或学识浅薄者通过非学术研究获得职称开了方便之门,职称评审质量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职称评审过程腐败化。2015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要激发各类人才活力,迫切需要深化多年啃不动的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职称评审标准唯证书、唯论文、唯英语的一刀切,不仅违背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的初衷,还催生了学术腐败现象的泛滥,甚至成为一些组织与个人变相牟利的工具,职称评审过程中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2]

职称评审导向畸形化。高校职称评审制度被诟病由来已久,职称评审指挥棒还使得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为痼疾。“教学是良心活儿,更重要的是科研”的论调,成为高校教师爱恨交加的“信念”。2014年年末,四川大学教师周鼎《自白书》中激烈的言辞,戳中了多少教师的痛点。“书教得再好,没有或少有论文,也难评副教授、教授”怪象背后,隐藏着职称评审制度的“疾患”。

二、变迁轨迹: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回眸

职称评审制度功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是指职称评审的依据、程序以及权力主体等的总和。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事关人才评价与资源分配,直接影响到高校学风的端正、腐败的遏制,乃至高等教育事业的成败。因此,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伐。纵观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变迁,可以简要归纳为如下五个时期。

新旧制度交替时期。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教师职称由组织部门进行考核和任命,提升副教授须高等教育部审批。19602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对教师职务确定与提升的主要条件和审批权限做了规定。“文革”期间,职称评审工作完全停止。1978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政治条件以及教学与科研成就,将教授的提升由教育部批准,改为由省级政府批准。

综合评审调整时期。1979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责及考核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各级教师的职责、考核的内容和方法。1981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试行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制度的通知》,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及其计算办法做了明确规定,并作为晋升职称的硬性指标。自1978年开展职称评审工作以来,由于评审制度的缺陷等原因,职称评审暴露了一些问题。19839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暂停职称评审工作,对职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

评聘分合转换时期。19863月,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转发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开始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即根据岗位需要,确定结构比例,评聘结合。部分高校获得了教授、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评审权。19914月,国家教委、人事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做好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意见》提出,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和职务聘任分开的试点工作(即实行评聘分开)。有些高校结合实际实行自主聘任制度,即评聘统一于高校内部,只聘不评(即使评审也是内部评定)。

职岗聘任统一时期。2000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校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务聘任制。把教师职务聘任制和教师资格制度结合起来,理顺评审与聘任的关系,淡化“身份”评审,强化岗位聘任。2001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坚持实施岗位择优聘用,实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岗位聘用的统一。2007年,人事部、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高校试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逐步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使职务聘任与岗位聘任相结合。

高校自主评聘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各项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政府简政放权的落实,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面临新的重大历史机遇。近年来,高校特色多样化的发展目标日益彰显,不同高校之间出现改革分层化趋势,政府统一部署、步调一致推进改革的模式与以自上而下为主的路径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在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同时,高校正在发挥改革主体的作用,在政府为高校创设公平的改革环境中,按照自身的定位和改革目标,自主推进各项改革,自主评聘职称就位列其中。

三、实践举隅: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现状

教师职称分类评审。2014年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教师职称分类评审,构建多元化复合型评价体系,把教师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4种类型,新评审标准对教师的评价不再“唯论文论”,潜心教学、科研推广做得好的,同样可以评上教授。湖北省针对高校教师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对以教学为主型教师,新的分类评审重点考察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其目的就是要“注重教学实绩,引导一线教师强化教学。”2014年,湖北省评审通过高级职称1065人,其中本科高校教学为主型就有227人。[3]

扬弃评审“唯论文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应该成为任何一个时代各类高校重点考虑的问题。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重镇,其科学研究对推动科学发展、社会进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高校放任“重科研轻教学之风蔓延,在教育教学被学校和教师忽视,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取得再多的科研成果也会黯然失色。[4]从这点来说,湖北省高校职称评审开啃“唯论文论”硬骨头,向传统评审模式亮剑,树立评审改革新风,值得我们大力称赞!从培养学生的起点出发,扬弃职称评审“唯论文论”,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实施评聘有机结合。20143月,浙江省教育厅、人社厅联合颁发《关于深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各高校从2014年起全面开展教师各级职务自主评聘工作。改革之前,浙江和国内大部分省份一样——政府组织评审,给职称、给资格,学校实行聘任,给岗位、给待遇。这种制度虽然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矛盾。主要是评价和使用“两张皮”,以及“一聘定终身”、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难以解决。这次改革要求高校将评和聘有机结合起来,淡化资格,强化聘用。[5]

优化学科岗位结构。浙江省高校自主评聘教师职称后,学校要在核定的岗位数量、结构比例内开展评聘工作,按需要的岗位来聘用相应职称的人。各学校总的岗位数是有规定的,根据学校规模、办学层次、学生多少、是否有硕士和博士授予权等来决定该校可拥有多少不同层次的岗位数。这意味着,如果教授岗位已满,后来人就评不上了。只有等到岗位空缺时,才有机会参评。评审权下放后,还会出现两个变化。高校可在大类之下细化各专业的评审标准,选拔更合适的教师。另外,各高校可根据自身学科发展特色,对人才培养进行政策倾斜。[6]

政府赋予高校评审权。20155月,山东省决定下放民办高校职称评审权,政府不再组织评审,赋予民办高校自主评价、自主聘用的权力。政府赋权的背景是公共治理改革,简政放权减少对社会事业发展的约束和限制。明确政府赋权非常重要,它意味着民办高校自评职称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自评职称并不是民办高校可以随心所欲自行其是。自主办学的灵魂在于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民办高校获得职称评审权后,要制定适合学校需要的各级职称评审标准,建立并切实执行评审程序,确保职称评审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公正性。[7]

政府放权而不放任。从浙江的情况看,政府放权不等于放任,给权的同时也给责任。政府要管好三件事:一是规划。高校的评聘计划要报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审核,高校要严格按审核通过的计划开展评聘工作;二是数量结构。高校各类教师的岗位数量、结构比例要按照省里的规定,实行总量控制;三要监督复核。省里每年随机抽取若干高校进行复核,对有严重问题的高校给予黄牌警告,并责成学校纠正。经整改仍无明显改善的,将暂停其自主评聘工作。实际上,浙江这次改革也“迫使”高校更加谨慎地用好自主权。[8]

四、变革逻辑: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反思

高校办学自主权提出。1979126日,苏步青、李国豪等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呼吁,给高校一点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确认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重申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并规定了高校享有七个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其中就包括职称评审权。

职称评审是高校自主权。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表示,“职称评审上很多地方高校都没有自主权。教授、副教授的评审都由省里统一进行,评审的标准主要就是看论文的数量,根本无法体现参评者在教学任务、教学水平上的差异。这起到非常不好的指挥棒作用。教学是高校教师的第一要务,而对这些能力的考核来说,只有教师所在的学校是最了解的。王志刚呼吁,要尽快把职称评审权真正交给学校、交给学院,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学术造假,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教师更加重视教学工作,真正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9]

职称评审权逐渐向下转移。从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演变来看,评审权逐渐从上级向下级转移的。教授、副教授的审批权已从中央下移到省级教育厅。近年来,随着高校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自主权的扩大,很多高校已取得副教授的评审权,部分高校还取得了教授的评审权。随着政府简政放权,今后还将由更多省市区的继续下放教授、副教授的评审权。高校教师职称从只评不聘,到评聘结合、不聘不评、不评不聘,到评聘分开、岗位聘任,再到自主评聘,评审所扮演的角色日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聘任。

职称评审标准不断地优化。从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演变来看,评审标准从注重政治标准逐渐转向全面衡量。建国初的教师职称评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素质,而改革开放初期又红又专是两条必须坚持的评审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政治标准的地位开始下降,科研与教学能力成为首要衡量标准,而科研能力逐步被量化为论文数、著作数、项目数和获奖数等,教学能力因难以测量,其地位远远低于科研能力。现在,高校开始实行的分类评聘制度,对于不同类型人员的科研与教学有不同的要求。

职称评审机制改革加快。从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演变来看,评审机制设计不合理、评价方法不科学,直接导致学风不端乃至助推社会风气败坏。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人才遴选方面的“逆向淘汰”,从全国大范围看,难以保证有理想、有追求、潜心治学的人才脱颖而出,也难以杜绝平庸甚至投机钻营者混迹其中。因此,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速度必须加快。“国家985工程计划”的高校已先后在技术职务聘任方面作出了改革,教师队伍实行了退出机制。在此基础上,高校要用好自主权,切实负责地加快改革进度。[10]

职称评聘由分离到结合。高校教师职称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以往,副教授与教授等高级职称,需经省教育厅与人社厅一道组成的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才能拿证。这种评和聘分离的做法,只要申请者达到规定的水平,就能评上相应的职称。这样会导致职称拥有者超过岗位所需数量,即会出现副教授与教授数量超过所规定的比例。高校自主评聘职称后,在评审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高校要在核定的岗位数量、结构比例内开展评聘工作,把岗位需要作为职称评聘的前置条件,实现职称评聘的有机结合。

五、达成共识: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趋势

政府放权还是抛弃对于山东省决定下放民办高校职称评审权的做法,有不少民办高校负责人认为,这种全放手的方式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种做法对民办高校是瓶颈突破,还是变相被抛弃呢?有学者认为,山东民办高校所执行的标准基本都会较以前宽松甚至失去底线,以后将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教授类型——山东民办高校教授。更稳妥合理的做法是:省里逐步下放副教授评审权给各高校,并对副教授评审权高校的要求设置门槛,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评审结果要报到省里备案和认定。[11]

政府全放还是循序渐进?对于高校自主评聘职称,政府权力不能突然全放,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权力“下放”过程。2013718日,在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外公布的《关于印发自治区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授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了新疆自治区高校副教授评审权授予工作。从2013年起,符合条件的高校可向自治区教育厅申报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获得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的高校,应在批准授予的学科内进行评审,暂不具备评审条件的学科仍由自治区教育厅组织评审。[12]

自评职称是否影响教师流动?2011年,福建恒安集团为58位员工颁发了内部工程师证书。福州市人事部门有关人士说,企业内部自评的职称,人事部门不予承认。企业职称是一种内部“粮票”,无法在全国流通。然而,由于评定标准不一,内部职称很难被其他企业和相关部门承认,对人才的合理流动带来了不利影响。有关专家指出,职工在参加企业内部职称评定的同时,不能丢掉“国家版”职称评定。[13]高校自主评聘的职称,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这种内部职称是否会成为教师合理流动障碍呢?

自评职称能否做到公平公正?高校自主评聘职称是以聘任合同的形式把岗位设置、任职条件、招聘过程、任用管理、争议处理等环节,同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组合形成的评聘制度。做好这项工作,一要科学设置岗位。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办学目标和条件,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出发,科学地规划岗位、合理配置教师。二要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在考核方法上,要根据学科类别与学科层次、岗位类别与教师职称的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的评价方式进行。三是高校要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评审制度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14]

自评职称能否增强教师声誉?教师声誉制度的关键是建立由本专业学术同行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可以增加学术信息的流量,通过各种途径使教师的行为表现在学术同行的视野中,从而对采取投机行为的教师形成有力的制约。声誉制度会明确地提醒每一个当事人,什么样的行为应该得到鼓励,什么样的行为是必须的,什么样的行为会遭到惩罚。通过教师声誉制度建设,不仅可以促进教师更自觉地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还可以有效防止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并形成高校之间良好的学术竞争格局。[15]

自评职称能否形成优良学风?一要走出以职称论英雄的误区。既要让职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要改掉其限制人才活力、束缚人才创新的弊端。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二要建立更为多元的职称评审标准。职称评审改革要真正破除职称晋升病,打破一刀切的僵化评价局面,真正做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让每一个人的才能都得到正确评价,激发人才创新活力。[16]

六、机制重构:高校自主评聘职称改革策略

自评职称要设定基本学术门槛。高校自主评聘职称,职称指标虽有定数,但门槛却相对灵活。由于采用相对评价方式,让本来对教师学术与教学水平评价的职称评审,可能变成了赤裸裸的名额竞争。因此,高校要进一步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制定自主评聘职称的基本门槛,不能让其因指标宽松而变、因被评者的权力而变,在相对较长时间内固定下来,起到晋升职称的标尺作用。这样既可以保证被评上的教授、副教授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平,又可以尽可能地给青年教师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自评职称要建立科学的评审机制。目前,高校教师职称全国通用制是不符合高校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的,这不仅不利于各高校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和办学特点选拔优秀的教师,而且还容易使教师在专业发展方向上迷失方向,最终影响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的提高。因此,高校要以提高教师的学术与教学水平为目的,实行教师职称评审的多元化,对不同学科执行不同的评审标准、不同的评审方式。

自评职称要运用分类的评审标准。高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科研型和教学型等教师评审标准。对科研型教师而言,他们主要以科研为主教学为辅,在职称评审中要着重评价他们是否倾力从事科研工作,并取得相应的科研成果,教学达到基本要求即可。对教学型教师而言,他们主要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在职称评审中要着重评价他们是否倾力从事教学工作,并进行教学改革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科研达到基本要求即可。

自评职称要严格执行岗位聘任制。过去,职称是终身制并与福利待遇挂钩,很多高校对获得职称者聘任后的管理工作落实不佳。因此,自主评聘职称后,高校要切实执行职务聘任制,废除过去教师职称、职务终身制,加强对教师聘任后的管理。这样无疑对教师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及教学理念、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等都要提出具体的要求。高校在聘后管理方面,可以借鉴国外许多高校实行一定任期后,非升即走非升即转等退出政策。

自评职称要培育教师发展环境。我国高校缺人才,更缺人才发展环境!近年来,我国高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职称“大跃进”现象。然而,以职称论人才,实际上是鼓励教师把精力集中到争取高职称上,至于真正的教学与学术水平则置若罔闻。今日,高校教师被社会舆论质疑深陷名利场,而精神虚脱得了“狂躁症”。失去了“宁静”的教师,又何以“致远”呢?因此,高校要自觉地检视自己对知识、对社会、对自身的责任与担当,培育让教师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在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中探寻真理的环境,

自评职称不是谁都能当教授。教授是专业标准极高的职位,并非人人都能当的。教授需要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某些高校出现了从未摸过粉笔头和做过学术研究的行政官员拥有了“教授桂冠”,昭示了一种价值取向:行政地位就等于学术水平。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的影响是树立了教授不教书的“榜样”。高校自主评聘职称后,要坚持教授的标准,严防乱发“教授桂冠”,因为“教授桂冠”不是奖品,不可用于奖励,也不是礼物,不能用于馈赠,更不是商品,不可用于交易……

参考文献:

[1]顾航宇.高校职称评定万不可简单化[N].中国教育报,2015.5.18(2)

[2][16]周畅.“职称晋升病”该治治了[DB/OL].新华网,2015-03-10

[3]雷宇.湖北高校职称评审弃“唯论文论”[N].中国青年报,2015.2.9(7)

[4]刘杰.高校职称评审改革,向利益说不[DB/OL].千龙网,2015-02-09

[5][8]记者.浙江深化高校教师职务评聘制度改革[N].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12-29(3)

[6]孙菊红.今年起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由高校自主评聘[N].今日早报,2014.3.27(1)

[7]别敦荣.职称评审“下放”是给民办高校松绑[N].中国教育报,2015.6.3(2)

[9]翁小平.把职称评定权交给地方高校[N].中国教育报,2015.3.16(1)

[10]陈宝泉.职称制度改革能否从高校开始[N].中国教育报,2012.6.13(3)

[11]陈先哲.简政放权别搞成“赌气放权”[N].中国教育报,2015.6.3(2)

[12]李敏燕.符合条件的高校可自评副教授职称了[N].新疆都市报,2013.7.19(B3)

[13]吴铎思.职称评定“企业版”与“国家版”衔接难[N].工人日报,2011.12.12(1)

[14][15]李立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N].光明日报,2014.6.3(5)

作者简介:刘尧,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

《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