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大学排名曲解误用困境何以突破?
发布时间: 2017-05-15 文章来源: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大学排名曲解误用困境何以突破?

——从习近平讲“别太在意排名”谈起


刘 尧


摘 要:自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名出现以来,社会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歇过,诋毁者多于赞誉者。可以说,大学排名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为什么诋毁者多呢?概因人们对大学排名的曲解误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社会危害。可是,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大学排名已经是难以消灭的客观存在,并且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讨论大学排名的生存还是死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能做的是,认识大学排名存在的合理性,进一步完善大学排名方案、规则与制度,让大学排名依据排名目的更好地服务社会。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遴选在即,我们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宗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体系。

2017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回应代表关于大学排名的发言时讲,大学要看底蕴,别太在意排名。习近平“别太在意排名”的观点再次引起了舆论对大学排名曲解误用的广泛热议。[1]1983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行榜问世以来,大学排行榜在世界各地的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30多年来,异彩纷呈的大学排行榜对各国政府、社会与大学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我国于1987年开始大学排名,现已初步建立起以数十家民间排名机构为主体、以综合排名为主要形式的常态化体系,每年发布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2]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来,大学排名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诋毁者有之,赞誉者也有之。可是,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大学排名已经是难以消灭的客观存在,并且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要做的工作:一是引导大学排名机构不断完善排行榜;二是引导大学排名使用者科学认识与合理运用排行榜。[3]为此,笔者仅从教育评价者的视角,聊聊大学排名这件事情。

一、大学排名始终饱受着社会质疑

从诞生之日起,大学排行榜就遭遇社会质疑,在它的诞生地美国也不例外。剑桥大学前任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曾经说,“大学排名不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大学都是不可以排名的。不同的大学之间区别很大无可比性。”[4]2016年,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杰弗里·雷曼也说,“不同国家、地区的学校很难去比较,学生、家长在选择之前应该问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5]

1996年,斯坦福大学校长Gerhard Gasper发信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作为一个排名领先大学的校长,我想我有资格对你说,这个排名的许多部分,尤其是它华而不实的形式和虚假的精确度,完全起了误导的作用。”次年,斯坦福大学就作出决定,对这种大学排名仅提供评价所需的客观资料,不再参与主观性的“声誉表决”。[6]

2004年,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王子镐在开学典礼上告诉新生,不同大学有不同特色,就好像各种水果,很难为苹果和香蕉的优劣排名。过于看重大学排名甚至以它为“指挥棒”,就会导致大学浮躁与功利。高等教育发展应该保持不同大学间的多样性,每所大学都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学生,进而培养的多样化人才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由此来说,公众不必太在意大学排名。[7]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说,“各种大学排行榜,以凑热闹为主,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北大前校长许智宏也说,“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排名,不得不按照排行榜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导致我国很多大学没有了特色。”许多学者认为,排行榜不可全信,因为排名机构有极大的功利性,很难保持中立更难获取客观数据。[8]

有网友抱怨,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榜单的名次“跌宕起伏”,让公众有云里雾里的感觉。确实如此,由于多数排行榜的研究方法与各项指标数据如何采集不公布,被排名大学的指标得分信息也较少发布,公布的可能只是指标大类,或笼统地表明“参考”了若干排行榜……这样的大学排名,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确实难以服人,也难免让公众感到迷惑。

但随着影响力的不断增大,排行榜有可能引发大学之间的声誉竞争。急功近利的大学可能会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提升榜单上的位次,让排名充满了道德隐患。比如,一些大学可能通过为排名机构提供“赞助费”而与其合谋,或者根据该校的情况设置或调整指标和权重,或者伪造数据提升该校的位次;还有一些大学,可能会通过数据造假提升自己在榜单的位次。[9]

比如,201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5所大学因被发现伪造数据而被警告或除名。[10]在我国,大学排名也难逃潜规则。早年就有某大学校长向外界吐露,有排名机构曾上门索要“赞助费”并许诺其排名位次上调。2009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1+1》等主流媒体,就曾报道和专题剖析过我国大学排名的不良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一些大学排名组织暴露的明显商业目的,一定会对一些大学造成(即将造成)根本性伤害,这种排行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科研禁区。[11]许多排名机构除了发布年度排行榜之外,也开展向大学提供收费的咨询及评级服务。QS2012年推出让大学付费来获取15星评级机会,《纽约时报》作者Ellen Hazelkorn便怀疑这是否购买评级。

二、大学排名曲解误用的社会危害

对大学排名的社会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排名本身的客观公正性问题。二是排名运用的科学合理性问题。1983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在美国退出之后,社会舆论的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事实上,“在骂声中成长”的大学排行榜,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挫愈勇,一些榜单不仅被本国社会接受也作为文化软实力向国外输出。显然,大学排行榜已成为撬动大学竞争杠杆。

对于排名本身的客观公正性问题,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杰弗里·雷曼说,没有完美无缺的大学排行榜,因众多的榜单都有自己的调查方式,设计的指标也各有有侧重。比如,有侧重科研获奖的,有侧重同行评价的,有侧重论文发表的,等等。就是说,排行榜的公信力有高低区别,但永远不会出现一份万能榜单。排行榜的价值也许仅在于,业内人士分析大学的某些情况而已。[12]

大学排名只能评价整个大学教育的显性部分,难以评价学生成长及学校如何改变学生能力态度等隐性部分,更难以衡量大学的其他重要社会责任,比如,维护学术自由、文化传承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等。大学具有多项职能及软实力特征,不宜排名也不宜用简单的数字来表现。每所大学都有不同的使命、传统、定位和资源,简单排名只能流于表面化和功利化。[13]

实际上,大学是结构功能复杂的社会组织,仅仅以排名方式来体现水平就只能也必然是片面性的。人们不断地发问,哈佛为何比耶鲁强?培养出总统、部长和商业领袖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吗?艺术院校与理工院校是否可以同台比武呢?评价一所大学水平的因素确实不计其数,希望将众多的因素挤压成一张简单地数据榜单,其结果必然对公众产生误导作用。

对于大学排名运用的科学合理性问题,主要在于排行榜对大学发展带来的高利害性。不夸张地说,现在确实是“一榜成名天下知”,排名不仅可以影响大学招生质量的高低、影响政府拨款的多少,而且还能影响大学的社会美誉度。于是,大学提升榜单名次的需求强烈,排名机构有了渔利空间,如果不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监管,就有可能出现扰乱排名现象。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念才针对大学排名进行课题研究的结果显示,提升排名成为一些大学校长共同的目标。有些院校建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本校在榜单上名次的变化。政府渴望摸清、提升高等教育实力,大学渴望在各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排名运用上的高利害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单纯对排名名次的追求,一定会使大学远离正轨而异化。[14]

2013年,广东省发布的《关于加强高校“四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8年,广东省高校有1-2所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前5名,有4-6所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同类院校前5名……广东省所言的两个前5名,依据的是哪个榜单呢?[15]广东省其实很多省市都是盯着榜单办学,结果只能是办“榜单中的大学”,这样发展高等教育显然是很危险的。

2017年,在我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当下,国家部委、社会机构又在开展大学评价。全国政协委员段树民院士建议教育部暂停大学学科评价和排名的提案引发众议。全国人大代表张大勇直言,这样的评价可能成为误导学校发展的指挥棒。段树民表示,这个评价结果可能会和教育部的资源分配挂钩,众多大学都把评价本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忽略了大学的内涵建设。

三、大学排名疑难困惑之正本清源

尽管如此,我们对排名中的不正之风要坚决制止外,对大学排名发展过程中的是与非、长与短还是要给于足够的包容,让其在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完善。随着排名机构对指标体系和方法的逐步科学化、社会对排名的合理使用和排名机构公信力的确立,排名对大学办学的监督和动态反馈、对生源和资金流向的引导、对大学间良性竞争的促进将会有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一项对大学内部人员关于大学排行榜的国际调查结果显示,50%的被调查者会将大学排名作为宣传学校的工具;71%的被调查者则希望本校处在世界排名的前25%70%的被调查者则希望本校处在国内排名的前10%93%的大学领导者和82%的高层管理者意欲提高其国内国际排名名次;63%的大学领导者会采取战略、组织、管理或学术行动;未对大学排名采取任何行动的被调查者仅有8%[16]

大学排名是大学不可或缺的外部质量监控工具之一。由民间机构或政府组织对大学办学过程和结果实施的外部质量监控,以监控结果为主,注重大学的社会满意度。大学排行榜提供的信息服务,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从大学教育的投资者、提供者、管理者到消费者,尤其对数以万计“购买和消费”大学教育服务和产品的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影响巨大。[17]

因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发布时,普林斯顿大学尽管多次位居榜首,但还是在校网最显著位置发布这一喜讯并表示,将继续承诺让未来的学生及其家人看到普林斯顿大学如何发展变化。美国有专家认为,大学排行榜存亡是不可能由决定的,但大学有责任对排行榜进行批评和提出建议。大学最明智的做法是让自己做得更好,并积极地向公众披露办学信息。[18]

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进一步密切,社会各界愈来愈关注大学排行榜。因为排行榜为社会各界提供了观察大学动态发展情况的窗口,也能促进大学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办学实力。众多大学排名机构的主观诉求显示,排行榜主要是为学生选择学校与专业服务。有研究成果也证明,选择排名靠前的学校和专业就读的学生,毕业后获得好工作、高薪资和地位的概率则大。

因此,在大学战略规划安排重要项目时,一般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提升大学排名有帮助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大学排行榜成为一些国家政府,决定是否认可外国大学学历的依据。比如,马其顿政府就自动承认USNWR排名中的前500名大学的学历。大学排行榜也会影响留学生,获得政府奖学金的机会。比如,蒙古和卡塔尔的奖学金仅授予被排名靠前的国外大学录取的本国学子。等等。

可见,大学排名是一种竞争机制、一种社会影响。排行榜确实有助于引导政府和社会将有限的资金投向排名靠前的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前任执行校长Ian Gow说,政府要求地方大学选择排名前20位的国外一流大学作为合作伙伴。许多国家在分配资源时,也会把大学排行榜作为参考依据。因此说,如果政府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利用排名激励竞争而达成大学发展的良好生态。

为此,2004年,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由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成立。20065月,该专家组在柏林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关于大学排名的操作范例和质量标准(即柏林原则)。柏林原则共设置了16项共同准则,从大学排名的目的、指标设计与权重、数据收集与处理、结果公布4个方面提出了规范。[19]

四、大学排名合理有据将长期存续

在我国,大学评价是有政策法律、现实需要和教育理论依据的。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价”,《高等教育法》第44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价。”《高等教育法》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大学评价的主体地位。

1992年,我国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提出,社会各界要积极支持并参与大学教育评价。2002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逐步培育和依托社会中介组织开展评价活动。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促进管办评分离”。这些文件,为民间大学排名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大学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大学评价权力也掌握在政府手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学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外,还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社会法人、团体和个人的资助。在社会深度参与大学教育后就更加关心大学能否满足社会需要?哪所大学办的更好?大学排名成为社会评价大学的工具,这些为大学排名提供了现实依据。

世界第一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现在是依据学术声誉、专家评分、论文、新生质量、师资、科研经费等进行综合排名的,而中国网大则主要依据学术地位、学生情况、教师资源、物资资源等,其他还有如人均论文、人均专著、升学率与就业率等指标进行排名。无论排名机构选择什么样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都是以教育评价学理论作为理论依据的。[20]

既然大学排名合理有据,那为何一所大学在不同榜单上的名次有差异呢?原因是大学排行榜是以大学评价为依据的一种排序,业内人士都知道,评价结果受诸如评价目的、目标、指标体系、方法等众多因素影响,这其中的任何影响因素改变都会影响到评价结果。如此看来,不同的大学排名机构,在选择评价指标和方法等方面是有差异的,评价结果大相径庭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说,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数量描述,大学当然也可以从数量方面进行分析排名。但数量仅仅能描述事物的一些方面而非全部,评价大学还有很多难以数量化的重要因素,比如,大学理念、传统、精神、文化等因素不能量化。数量描述对物质层面有效,而对精神层面则很难做出衡量。不仅如此,任何综合排名还难以消除主观性,也很难准确的获取数量信息,等等。

任何综合排名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多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程度需要进行加权处理,而指标权值的确定要依据评价目的则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只是表现在评价目的上,还表现在确定指标权值的赋值方法的主观性上。除了主观性外,排名指标涉及到的多是办学条件(如,校舍与设备、图书与场地、教师或学生的规模,等等),难以客观反映大学教育的产出效益。

大学排名是一种需要通过相互比较而获得结论的相对评价,就不得不考虑评价对象的可比性,而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之间如何进行比较一直是困扰排名机构的难题。排名究竟应该采用哪些指标?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技术上也很难解决。假设以上问题都能合理解决,而企求对大学教育通过全面量化,给出所谓“客观公正”的排名是极其困难的。

五、大学排名目的明确为服务社会

大学排名的片面性与排名目的有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大学排名一定有明确的“为谁服务”的问题,为所有人服务的万能排行榜是不存在的。从古今中外的排行榜来看,要么主要是为学生选择学校与专业提供信息服务,要么主要是为社会观察大学发展变化情况服务,要么主要是为政府更好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服务,要么主要是为大学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服务,等等。

实际上,排行榜提供的大学发展的动态信息,是学生与家长寻求合适的大学及专业、企业界决定吸引优秀人才、世界各国政府调整资源配置、大学校长制定和改善本校的发展战略、大学教师重新考虑自己职业选择与确定新的工作机会的参考依据……虽然,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正在变“小”,但社会对大学的希望却越来越大,选择合适的大学则变得令世人迷惑。[21]

为什么大学排名在全球受到追捧?从大学投资者和举办者的角度说,希望通过国内或世界性的大学排行榜来判断大学管理者的工作绩效。从大学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国内或世界性大学排名是师生择校的风向标,能在排行榜上占据有利的位置就能够吸引到更好的学生和更优的教师。从政府的角度说,国内或世界性大学排名为政府了解本国大学实力提供了参考依据。等等。[22]

就拿出现世界第一个大学排行榜的美国来说,全美有五十个州,每个州公立以及私立的大学数量众多。万紫千红的大学孰优孰劣,令政府、企业、社会、学生及家长感到迷茫。在此背景下,一些媒体在美国推出了各种不同的排行榜。虽然,社会对排行榜的批评之声此起彼伏,但目前排行榜还依然是评判大学优劣的必要参考。[23]

加拿大《麦克林》新闻周刊的大学排行榜明确表示,排行榜“是为学生选择学校而设计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其《美国高等学校排行榜》的说明中表示,排行榜是为学生与家长优选希望就读的学校提供全面而丰富的信息。《中国大学评价》中也昭示,排行榜“可供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和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参考。”

此外,排行榜还能帮助政府了解大学的办学水平;能帮助社会了解大学服务社会能力;能帮助大学了解自身的社会声誉,诊断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能激励大学发展活力,引起大学之间的竞争;等等。就是说,排行榜在大学与公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拉近了大学和公众的距离,有助于吸引公众关注大学教育、参与大学教育、支持大学教育。[24]

全球非政府组织广泛开展大学排名,显示出各国政府对大学评价的开放态度,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领域复杂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然而,政府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优势,在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优势时,必须尽到提供大学排名规则的职责,以保障大学排名的可信度和公正性,积极构建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多样化新型组织关系模式。[25]

尽管我国政府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大学排名,但如果对民间大学排名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就有失职失察之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监测。”为此,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加快与大学排名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尽快建立民间排名机构的资质审核制度,让排名机构依法排名并承担相关责任。[26]

六、大学排名中国特色的国际标准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庞丽娟建议,要明确大学排名的目的是什么,相应的排名指标是什么。大学排名的目的应该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指标要与目的相符合。全国政协委员顾秉林院士说,大学排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不能不当真,也不能太当真。无论排名未来如何发展,大学都要坚持按照教育规律而不是按照排名指标办教育。[27]

我国“双一流”大学正在遴选,大学校长不再淡定甚至有些焦躁。因为此轮遴选,不仅将重新确定大学“身份”,而且还有配套的大量投入。“双一流”大学遴选需要评价指标体系,它又是由哪些指标组成?此时,各种评价结果、各类大学排名牵动着校长的神经。习近平总书记“不要太在意排行榜,一流大学终究要看底蕴和声誉”的观点,给焦躁的校长头脑降了一点温。[28]

面对“双一流”大学建设,不要太在意排名而要领会“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初衷。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导向。具体来说,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党对大学的领导,扎根中华大地,遵循教育规律,为实现“中国梦”培养创新人才。

建设“双一流”大学,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在许宁生代表看来,“双一流”要有中国主导的评价体系,一流大学评价需多考虑三个问题:一是育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又为谁培养;二是创新,不只是实验室技术创新,更需在方方面面体现创新精神、引领创新潮流;三是文化,要有文化积淀,有人文情怀。[29]

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说,对国外的大学排名应当理性看待,全面研究其优缺点,而不是崇洋媚外拿来主义。考量真正高质量的大学教育,不仅要看学术领域与国际的可比度,更要看人民群众对大学的满意度,特别是大学对我哥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一所好的大学如果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大贡献,中国不认同,世界也不会认同。”[30]

中国大学排名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如何处理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的关系问题。中国大学排名要推动中国的大学发展,排名机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办学宗旨、育人方略、师者责任和领导权力等方面的特征,[31]依据国家重大高等教育改革需要,结合国际标准设计和完善排名指标体系并开展排名活动。

建立“双一流”大学评价制度,必须以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梦想和中国经验为基础,旗帜鲜明地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评价导向,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评价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大学评价制度建设。与此同时,社会和大学都要对“双一流”遴选排名保持一颗平常心,切勿把此作为唯一的目标追求。

“双一流”大学如何遴选?《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简称《办法》)明确提出,要“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主要依据”。中国特色学科建设,一方面必须体现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另一方面必须体现世界水平,紧扣世界一流目标。就是说,不能一味迎合西方标准,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统一标准,而放弃中国特色学科评价的主体性。[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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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博超.不能把大学排名太当回事儿[N].光明日报,2016.1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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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亚军.不要介意大学排行榜[N].人民日报,2004.9.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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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海兵.利己侵权的《中国大学排名》[N].中国经济时报,2003.5.28

[10][13]《明报专讯》.问题丛生的大学排名游戏[DB/OL].和和智库,2015-08-24

[12]刘博超.不能把大学排名太当回事儿[N].光明日报,2016.1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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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尧.中国大学排名的历史、依据与市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6(60-64)

[22]刘虹.商业性大学排名:排给外行看的生意[DB/OL].科学网.2016-11-18

[23][26]刘尧.大学排名机构也需规范引导[N].中国教育报,2014.4.1(2)

[25]佚名.大学排名的制度分析[DB/OL].中国教育科研与计算机网,2001-08-23

[27]倪思洁.高校排名:不能不当真,也不能太当真[N].中国科学报,2017.3.8(1)

[28]宋浪.“一流大学”岂是排出来的?[N].南方周末,2017.3.9(3)

[30]凌馨.瞿振元:大学不能被“排行榜”牵着走[N].中国教育报,2015.12.5(5)

[31]刘尧.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鲜明特征[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7.2(29-33)

[32]吴付来.双一流”建设评价要有中国标准[N].中国教育报,2017.3.23(5)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

来自《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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