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从毕业论文抄袭该向谁问责谈起
发布时间: 2017-05-27 文章来源: 教育评论研究所

刘  尧

 

2017410日澎湃新闻报道,近日,社交网络上流传一份福州某学院财会系《关于2017届学生返校集中撰写毕业论文的补充通知》。《通知》称,“经查,几乎所有同学论文查重未达标准,论文质量比较粗糙。”2010年,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201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益派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78.1%的受访者直言身边大学生临近毕业“赶制论文”的现象多。事实上,不仅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教授、校长等频现论文抄袭现象,不能不说这是教育的一大顽疾。

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生毕业论文抄袭该向谁问责?向政府、高校问责?显然有违他们的初衷,因为他们不断地发出禁止抄袭的规定;向教师问责?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他们也持续地教育学生坚守学术诚信。实际上,无论是政府和高校的规定还是教师的教育,其治愈这一顽疾的作用在渐渐失灵,论文抄袭已陷入愈禁愈烈的困境。面对这一不争的严峻现实,有人肯定地说,当然要向学生问责?高校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其做法与效果值得我们深思。

让我们把观察的视域放大然后向纵深看,该问责的就不只是学生甚至高校那么简单了!新华社北京413日电,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严打自主招生中的论文造假等违规行为。这些看似学生的违规造假行为,谁不知是家长与利益相关者操作的结果呢?向学生问责的结果,学生只是可怜的“替罪羊”。我们真正该问责的是谁呢?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管理仅仅停留于对不良现象的简单问责上,缺少对其深层成因的探究与正视,结果只能是治表不治里更谈不上根治了。

教育管理这种简单问责,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难以破解的根源和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亟待突破的瓶颈。比如,我们为了培养杰出人才破解钱学森之问,制定了若干杰出人才培养工程计划,但杰出人才培养深陷窘境的客观事实依然不见起色,而论文抄袭等不良现象频现。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正在上演投入与挖人大战,而对“双一流”根本的人才培养工作又给予了多少关注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源就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责上。

我们的教育管理是如何问责的呢?一般是依据各种数量指标评价结果(比如,考试分数、升学率、就业率、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对被评价者给予问责(奖惩)。那么,这些数量真能衡量教育者的尽责情况或者说教育效果的优劣吗?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很深刻反省的问题!2011年《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世界经合组织国际学生水平测试项目(PISA)创始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说,上海学生获得三个第一,不代表上海拥有最好的教育体系,一个好的教育体系的评判标准不是拿了几个第一,而是是否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然而,我们确实以此为骄傲,以为上海甚至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了。

我们这样的简单问责价值几何?有学者痛心疾首地批评,依据考试成绩等数量指标进行问责的所谓高质量教育,正是更加束缚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畸形教育。这样的畸形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又何在呢?这则是简单问责者无能为力或者熟视无睹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看重考试的国度,古代的科举制度与今天的中高考制度不仅牵动着国人的心,而且由此产生的状元文化薪火相传经久不衰,“读书做官”价值观及其推崇的知识评价制度阴魂不散。

即便是到现代化的今天,从小学到大学流行的教学都是备课备知识点、上课教知识点、考试考知识点,即以知识评价为核心并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这种以知识评价为核心的教育评价,导致学校培养了一批怀揣状元梦想,一味死读书而不思创新的人。这样看来,我国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境该问责的,应该是弥漫于教育内外的“读书做官”价值观,以及以知识评价为核心的教育评价制度了。我们只有扬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责机制,切实引导学校把启迪学生的智慧放在第一位,转变“读书做官”价值观并改革知识评价制度,才有可能摆脱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境。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