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玮、刘尧:陷入困境的教育何去何从?
发布时间: 2017-11-02 文章来源: 教育评论研究所

陷入困境的教育何去何从?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可谓饱受诟病,也许没有哪个领域像教育这样受到社会如此多的关注与议论,尤其是如此多的质疑与批评。家长的教育焦虑、社会的教育忧患、学者的教育批评,我们很难说这些都是无病呻吟!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是否已经深陷困境?出路又在何方呢?

今年二月份,我收到了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刘尧教授的书稿《教育困境是教育评价惹的祸吗》,当我看到教育困境四个字时,立刻产生了共鸣。中国教育的确走入了困境,太多的焦虑忧患质疑与批评,更多的破解思路与改革试验,似乎依然还没有找对走出教育困境坦途。

翻阅该书稿,困惑人们的教育问题映入眼帘。比如,钱学森之问何以难破解、大学排行榜何以迷惑公众、高考制度改革何以成为难题、大学教学评价何以解疑释惑、网络远程教育何以保障质量、研究生教育何以提升质量……等十五个章节十五个质问,每一个质问都是我曾经困惑的问题。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迫不及待地用整整两天时间通读了全部书稿。可以说,这是一部我渴望已久的解读中国教育疑问的书稿。

我欣然决定作该书的责编,在几个月的编辑过程中,我就书中所关注的许多教育问题,与作者刘尧教授通过笔谈进行过多次讨论,我心中的疑问也在阅读、交流与讨论中逐渐明朗,这个过程受益匪浅。作为责编,编印一本书了解一个领域是最大快乐。在此书出版之际,我将部分笔谈摘编贡献出来以飨读者,希望对读者阅读此书了解教育困境有所帮助。

  

孟玮:刘教授,为什么给本书起这个名字?这是一个问句,不太像书的名字。

刘尧:孟玮您这个问题提的很好,这也是许多读者会问的问题。其所以用教育困境是教育评价惹的祸吗这个设问句作为书名,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许多多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减负”“钱学森之问等等陷入困境的问题,人们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普遍认识是比如中考高考等的教育评价惹的祸,所以就有了各种教育评价的改革。

然而,教育评价改革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这就是我为什么以此作为书名的起因。这个书名能更加直接地引导人们思考,教育困境的形成与破解都不仅仅是教育的事情。事实上,教育困境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集中表现,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和解决教育问题。

孟玮:您的书分列十五个章节,每一个篇章的名称都是一个问句或者质疑,这些质疑是按对教育的影响程度排列有意为之,还是另有考虑?

刘尧:全书十五个章节,都是从教育评价的角度解释人们对教育最困惑的十五个问题。由于本书主要是面对社会公众排解教育困惑的,所以所选择的十五个问题的排列次序,是本着从整体到部分、从容易到困难、从实践到理论的顺序精心安排的。

比如,全书从公众最为关注、影响面最大的中小学减负”“钱学森之问等整体问题引入,接下来对大学排名、高考制度、基础教育评价、教师评价、教学评价等部分问题进行解读,最后还就教育质量文化与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孟玮:本书第一章就是“中小学减负何以陷入困境”,作为一个孩子即将上学的家长,这个也是我非常关心的,身边的同龄孩子每人至少报三个课外班,这还是在幼儿园期间,上学以后只能多不会少,家长很无奈,正如您在书中所说“每个深陷其中的人都在一边埋怨一边推波助澜”,您的解题路径是“厘清教育质量”,在应试教育为主导的前提下,能做到吗?

刘尧:事实上,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对减负作出过重要指示,各级政府也不厌其烦地发布减负令,但减负不仅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收场,而且陷入了越减越重的困境。20151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减负何以越减负担越重?”一文称,减负令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反而负担由显性模式转为隐性模式,由拼学生扩大到拼家长。

为什么会如此呢?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社会陷入了所谓“高质量教育”的认知与实践迷途。人们普遍认为,考试分数高就是教育质量高,升学率高的学校教育质量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孩子的教育上拼命地加码,一掷万金地选择名校、选择课外辅导、购买学区房……当问及为什么如此舍得花钱时,他们的回答是理直气壮的——为了孩子获得高分、升入好学校,将来找到好工作。

我对“减负”与提高教育质量的最大忧虑,不是大部分国人一味地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熏陶中,逐渐失去了对真正的教育质量的探索精神,进而失去了对真正的教育质量高低的判断力,习惯性地追逐考试分数和升学率,并以此来肯定自己享受过的是所谓高质量教育。

因此说,只有当大部分国人扬弃了停留于外在功利性的教育质量标准,把重点转移到内在超功利性的教育质量标准时,真正的教育质量才会被关注,教育也才会有可能达到高质量。与此相应的“减负”,才会真正落实。

孟玮:在“基础教育评价何以实施改革”一章,您提到的成长记录袋,这个我头次听说,可以说很感兴趣,成长记录袋目前在国内使用范围广吗?效果如何?

刘尧:成长记录袋是根据教育教学目标,有意识地将学生的相关作品及其它有关证据收集起来,通过合理的分析与解释,反映学生在学习与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反映学生在达到目标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与进步,并通过学生的自我反省激励学生取得更高的成就。

理论上讲,成长记录袋可以说是记录学生在某一时期一系列的成长“故事”,是评价学生进步过程、努力程度、反省能力及其最终发展水平的评价方式。但在实践中,有的学校和教师将成长记录袋应用于泛学科领域,缺乏明确的使用目的和评价目标,使成长记录袋演变成为一个无所不装的大口袋,难以清晰地反映学生一段时期内在某一领域成长的轨迹和发生的变化。

尽管成长记录袋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方法,应用得法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教学辅助手段。但是,现在并没有得到普遍使用,因为如果普遍使用不仅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而且学生的精力也不够。因此,学校和教师一般要在充分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谨慎选择运用成长记录袋。

孟玮:每年高考时,“高考公平”“异地高考”都会被热议,年年热议,年年空叹,您在“高考制度改革何以成为难题”一章提到这个问题,并提出的解决路径,我想问,能实现吗?困难在哪里?

刘尧:高考制度是教育公平的衡器,对其改革会涉及到社会多方的利益平衡。异地高考是关乎教育、城市资源、流动人口等诸多矛盾的复杂问题,其艰巨程度不是仅有良好愿望就能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异地高考还需要本着公平原则,广泛吸纳民意,兼顾各方利益,不断完善实施方案,最终使多数人满意。

目前,在推进教育均衡化和均等化的过程中,遵循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兼顾的原则,废除高考分省命题,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根据考试成绩多元录取。随着这项改革的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实施异地高考这些技术上的问题不难解决,推进教育公平的进程也会大大加快。

孟玮:在“教师评价模式何以实现转变”一章,我想到了现在毁誉参半的高校教师考评,对教师评价是否有必要,除却这个形式,还有更好的吗?

刘尧:教师是教育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教师评价是实现教师资源价值最大化的有效方法。但我国常常将评价结果直接与教师的外在利益挂钩,很少与教师自身发展相联系的评价,不仅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助长了教师的功利化

从根本上讲,教师评价是以人为对象的,它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约束、规范,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控制和干预,而是以评价引导人、塑造人、发展人。鉴于此,教师评价应该“以人为本”,逐步树立“评价不仅仅是为了奖惩,而是为了促进发展”的理念,实现从奖惩性评价模式向发展性评价模式的转变。这就要求行使教师评价的学校、政府和社会,要以发展性教师评价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孟玮:在“网络远程教育何以保障质量”一章,您提到要构建网络远程教育保障体系,现在全球包括中国顶尖大学都已经开放在线教育,在家听名校名师讲课已成为现实,这是一场教育革命,我觉得网络远程教育对推进教育公平将产生很大助力,在书中看到您对网络教育的担忧,为什么?

刘尧:网络远程教育以其独得的覆盖面广、交互性好、不受时空限制、共享教育资源、扩大教育规模等优势得到了迅速发展,无疑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未来教育发展方向之一。

但是,由于网络远程教育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数量与质量不和谐的现象。比如,众多高校的网络教育中,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和评价标准及认证体系,发放相关证件的标准不尽相同,扰乱了网络教育市场。等等。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远程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必须要面对重要课题。

我们的笔谈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请阅读此书。书虽然很厚,但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