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大学与教育摆脱困境之道
发布时间: 2018-09-04 文章来源: 《顿悟的大学》

大学与教育摆脱困境之道

——从研究生学位论文抄袭该向谁问责谈起


刘  尧


20186月20日,澎湃新闻继4月10日报道天津大学软件学院李某某硕士学位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后再次报道,近日天津大学建工学院李某某硕士学位论文涉嫌大面积抄袭又一次引发社会舆论热议。2018年6月21日,天津大学建工学院发布关于李某某硕士学位论文抄袭情况的通报称,学院成立调查小组并对论文进行了核实认定,李某某的硕士学位论文抄袭情况属实,天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八分委会第103次会议决定,依据《天津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撤销李某某原授予学位追回学位证书,并报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其实,天津大学李某某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大面积抄袭并非个别现象,近年来我国大学频现论文抄袭现象,不能不说论文抄袭已经是大学陷入教育困境的一大顽疾。



大学如何治愈这一大顽疾进而摆脱困境呢?目前最为常见的通行做法就是问责(结果就是撤销已授予学位)。我们不禁要问,学生学位论文抄袭究竟该向谁问责?向教育行政部门、向大学问责吗?显然有违他们的初衷,因为他们不断地发出禁止抄袭的政策与规定;向大学教师问责吗?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他们也持续地教育学生坚守学术诚信。实际上,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的政策与规定,还是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学术诚信教育,治愈这一大顽疾的作用正在渐渐地失灵,论文抄袭已陷入禁而不止的教育困境之中。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有人肯定地说,当然要向学生问责了,大学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其做法与效果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让我们把观察的视域放大再向纵深探视之后,发现该问责的就不只是学生甚至大学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大学教育困境是各级教育困境的缩影,也是各级教育困境延伸的结果。为了引起教育界对教育困境的自觉反省,唤起社会对教育困境的理性讨论,进而让大学与教育回归育人之本,在这里我们遵循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逻辑做一点分析。新华社北京2017年4月13日电,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严打自主招生中的论文造假等违规行为。这些看似学生的论文造假行为,谁又能否认不是家长与利益相关者操作的结果呢!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向学生问责,其结果只是问到了学生这个“替罪羊”,而放过了该问责的真正责任者!长久以来,我国的教育管理仅仅停留于对各种教育不良现象的简单问责上,缺少对其深层成因的正视与探究,结果只能是治表不治本也更谈不上治愈了。



我国的教育管理是如何简单问责的呢?一般是依据各种数量指标评价结果(比如,考试分数、升学率、就业率、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对被评价者给予问责(奖惩)。那么,这些数量真能衡量教育者的尽责情况或者说教育效果的优劣吗?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问题!2011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世界经合组织国际学生水平测试项目(PISA)创始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说,上海学生获得三个第一,不代表上海拥有最好的教育体系,一个好的教育体系的评判标准不是拿了几个第一,而在于是否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然而,我们确实以此为骄傲,以为上海甚至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了。

可以说,我国教育管理的这种简单问责机制,既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难以破解的根源之一,也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瓶颈之一。实际上,这些年来我国为了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杰出人才,制定了若干培养杰出人才的工程计划,但培养杰出人才的实践确实深陷教育困境也是客观的事实,论文造假、抄袭或代写等不良教育现象依然层出不穷。在新时代教育追求高质量发展之时,大学还是深深陷入不断上演的巨额投入与疯狂挖人的陷阱难以自拔,对教育高质量发展最为根本的人才培养问题又给予了多少关注呢?造成这种教育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责。

我国教育管理的这种简单问责价值几何呢?有学者痛心疾首地抨击,依据考试成绩等数量指标进行问责的所谓高质量教育,正是更加束缚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畸形教育。那么,这种畸形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又何在呢?这才是简单问责的教育管理者应该深究的教育根本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看重考试的国度,古代的科举制度与今天的中高考制度不仅牵动着国人的心,而且由此产生的状元文化薪火相传经久不衰,“读书做官”价值观及其推崇的知识评价制度阴魂不散,即便在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从小学到大学流行的教学都是备课备知识点、上课教知识点、考试考知识点,即以知识评价为核心并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这种以知识为核心的评价导致学校培养了一批怀揣状元梦想一味死读书,缺乏批判性思维而不思创新的人。

20186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的文章提出,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等等。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大学与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境,最该问责的则是弥漫于教育内外的“读书做官”价值观及其以知识为核心的评价制度。笔者认为,我国教育管理只有扬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责机制,切实引导各级各类学校把立德树人放在第一位,转变“读书做官”价值观及其知识评价制度,大学与教育才有可能走出目前面临的重重困境,进而逐渐步入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2018年6月21日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正道上来,真正开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刘尧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

来自《顿悟的大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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