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放:一流学科建设不应舍本逐末
发布时间: 2018-08-20 文章来源: 《高教发展与评估》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终于在201712月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第四次学科评估是有依据的,它注重并突出学科建设的“绩效”,符合国务院2015115日所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基本精神:“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和“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四年一度,不断改进,第四次学科评估较前三次评估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其具体评估指标尚若明若暗,在一些问题上也不无质疑和批评之声。

第四次学科评估引起的反响却是空前的。因为此次评估结果的发布刚好处在国家公布“双一流”建设名单不久,所以一旦揭晓,就石破天惊,引发连锁反应:有的弹冠相庆,欢呼“A+的突破”;也有的如坐愁城,反思“断崖式滑坡”之成因;更多的是谋划应对之策,“精准发力”高招迭出,诸多地区、诸多高校竞相出台力度更大的“引才”政策。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第四次学科评估让中国高校学科建设、学科发展态势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定力,一股急迫、焦虑、浮躁之风正在蔓延。

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在强调“双一流建设”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原则之后,特别强调了以下六点: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六条既是学科建设的六大要素,也是学科建设的六大路径,也应成为学科评估的重点和要义。

然而第四次学科评估牢牢抓住了“以绩效为杠杆”的令旗,却有意无意忘怀了、遮蔽了学科建设的六大要素。第四次评估保持了“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及“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框架,并据此分设了理工、农学、医学、人文、社科、管理、艺术、建筑及体育等9套指标体系框架,每个一级学科又设置了不同的权重。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要素分析式评估”。不错,它紧扣了体现学科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即“师资队伍与资源”,同时又抓住了学科功能发挥的三个核心领域,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问题是:这样的学科评估,落脚点是将不同层级的科研成果、科研奖项和有桂冠、名头的人才(从“院士”到“**学者”到“**计划入选者”)都一一转化为数字(当然它们会有不同的权重),最后在数字归总和百分比计算的基础上,划分出不同层级、等级,进而吸引众人的眼球,拨动众人的心弦。但是,这样的“要素分析式评估”,恰恰遗漏了学科建设最重要、最关键和最有价值的要素,即学科结构的优化、学科方向的凝练、学科组织模式的创新以及学科文化的提升。

学科建设如同农夫耕作,讲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讲究“不行春风,哪得秋雨?”而中国式学科评估却成了“只算收获,不问耕耘”,却在“注重绩效”的令旗下,将学科建设的复杂、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压缩为称重计量、盘点收成的“秋收一刻”。“秋收”固然重要,但“春耕”和“夏耘”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它们意味着来年的布局和更长周期的收获。如果学科评估将众人的关注都聚焦于“秋收一刻”,就将会误导学科建设,将会助长舍本逐末、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精准发力”的歪风。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在两前年的“两会”上曾经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界正在蔓延的功利、浮躁、非理性现象,大声疾呼:“在建设‘两个一流’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尊重规律,客观认识不同学校、学科的发展现状,合理评估与‘世界一流’的现实差距,理性分析投入与产出,保证宝贵的经费投入能够用在刀刃上。”他的警示言犹在耳,今日之高教界非理性的乱象却愈加严重。有报道说,中西部地区高校领导因为新一轮长江学者入选者的公布而“寝食难安”,因为中西部地区缺乏足够的财力,难以抵挡东部发达地区“抢才”、“挖角”的“银弹攻势”。也有报道说,“得人才者得天下”,山东某地方高校为引进“领军人才”,已经开出“300万房补,100万年薪,最高1 000万元科研经费”的价码。

人们不禁要问:我国的“双一流”建设、特别是志在冲击世界一流的学科建设,怎么能按着这种节拍、这个基调起舞?人们还要追问: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应当如何进行?一流学科发展的“人间正道”又在何方?

曾经引领国际量子物理学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典范。

20世纪物理学取得了两大成就:一是相对论,一是量子力学。迄今物理学界发展最快的当属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结合领域——基本粒子物理学。而这一物理学前沿学科的产生与兴起,是与尼尔斯·玻尔领衔的哥本哈根学派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总人口不到500万、经济实力也远不如英美诸强的北欧小国,会拥有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基础学科?为什么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能够人才济济、成果迭出,在量子力学研究领域横空出世、独领风骚数十年?值得当下正踌躇满志、志在一流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学人深思。

对于哥本哈根学派的成功之道,学界有多种阐释、多种解读。科学史专家和有关传记作家的共识是:“由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引领国际理论物理前沿研究数十年,展现了一个典型的科学学派的众多特点:拥有一个魅力型科学权威,建立良好的研究场所,筹集到足够多的研究资金,把握主流的研究领域,活跃着一批青年科学家,蕴含独特的精神文化。”

我的理解是,关键在于学科领军人物尼尔斯·玻尔的学识、使命感和人格魅力,在于他的睿智和大度。首先是他作为学科领军人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913年,当玻尔发表划时代的三部曲《原子和分子结构》,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关注时,美国、英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纷纷伸出橄榄枝,邀请玻尔前去任职。1918年,玻尔在剑桥卡文迪许求学时的导师卢瑟福再次写信邀请他加盟曼彻斯特大学,希望和他共同把曼彻斯特“办成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并许诺提供相当于他在丹麦年收入两倍的薪酬。然而玻尔婉言谢绝了导师的邀请:“我立志帮助丹麦发展自己的物理学研究……我的职责是在这里尽我的全部力量。”正是玻尔锲而不舍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破天荒的举措,如从已经致富的老同学处募捐到可观的资金用于购买地皮等,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经过四年筹建终于在1921年正式成立。

其次,是玻尔的睿智和远见,始终把握量子物理学发展的前沿与主流,使得哥本哈根学派在半个多世纪中始终站立潮头,引领潮流。玻尔倡导并坚持从实验事实出发建立理论,并以实验结果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因而找到了解决量子力学问题的正确途径,建立了矩阵力学,发现了不确定理论,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为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

最后,玻尔不拘一格提携青年、奖掖后学,他的胸襟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才华出众、朝气蓬勃的青年学人,营造了独特的组织文化,形成了“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联合起来”的共生、创生氛围。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玻尔就宣示:“……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让他們熟悉科学研究的结果与方法。只有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青年人自己的贡献,新的血液和新的思想就会不断涌入科研工作。”1922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玻尔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讲学时,曾经遭到两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一位是21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一位是22岁的研究生泡利。玻尔不仅没有因为年轻人咄咄逼人的批判而有所不快,反而十分欣赏他们的敏锐和勇气,甚至主动邀请海森堡在会后与他到城外山间小路散步。在他的鼓励和感召下,这两位年轻人先后都自愿到哥本哈根大学与玻尔一起工作,成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中坚力量。此外,来自英国的狄拉克,来自苏联的朗道和伽莫夫等等,都是不满30岁的后生小辈,而不是头顶桂冠、身有光坏的“大咖”、名师。吸引他们集聚到玻尔旗下的,也并非丰厚的薪金与优裕的条件,恰恰相反,他们是冲着玻尔突破经典的大胆假说和不拘常规的创新探索而去,他们是被玻尔人格魅力和学科发展的前景所吸引、所折服。据说朗道曾经向玻尔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够把这么多才华出众而又充满批判精神的年轻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玻尔的回答是:“我只是不怕在他们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愚蠢。”

我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讲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科建设的过程,用如此多的笔墨探析哥本哈根学派形成并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奥秘,其实是想探讨究竟什么才是学科建设的真谛?什么才是学科发展的要害?同时我也想以此反衬:与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先驱们相比,我们许多学科建设的思路和举措是何等的肤浅、谬误甚至荒唐。我们“抢割黄稻”而不愿“育苗插秧”(争抢成名学者却无视“初生之犊”)的做法是何等的短视和粗鄙。

也许我的观点不无偏激之处,也许我的某些判定难免武断主观,但我仍然要大声疾呼: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的一流学科建设不能舍本逐末,当下的学科评估必须改弦更张!


作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龚放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年第03期